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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法国极具影响力的报纸《世界报》（Le Monde）宣布，法国人因为感到“厌倦”，以致无法加入正在德国和美国进行的青年抗议运动的六周后，巴黎的学生们占领了索邦大学——它是欧洲最著名的大学之一。
那天是 1968 年 5 月 3 日，之后一个月内发生的大规模抗议、街头暴乱和全国性的罢工等事件改变了法国。这不是那种类似法国早期革命的政治革命，而是在极短时间内改变了法国社会的文化和社会革命。
“这是一场法国历史上意义非凡的运动，因为它确实是一场既关乎巴黎、也关乎其他省份，并且与知识分子和体力劳动者都息息相关的群众运动，”布鲁诺·凯萨纳 （Bruno Queysanne）说。当时，他是法国最负盛名的艺术和建筑学校之一——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École des Beaux-Arts）的助理讲师。
“每个参与其中的人，自始至终都全情投入，”他说，“这就是为什么法国可以让整个社会停止运转，而没有一种不公正或蓄意破坏的感觉。所有人都一致认为，他们应该停下来反思一下生存状态。”
如今，很难想象一个西方国家会完全被社会动荡所吞噬，但这就是 1968 年 5 月在法国发生的事情。1960 年之前出生的法国男女们无一不对那个五月有着鲜活的切身记忆。
“1968 年，各方面事态扩大；这决定了我的一生，”小学英语教师玛古·阿尔瓦雷斯（Maguy Alvarez）从纪念那场运动的海报和艺术品展览中走过。
“从宗教和性的角度，作为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不仅仅意味着服侍一个男人或对男性臣服。这些是你一生都在思考的问题，”她说。
法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和同性恋权利运动都是从 1968 年的动乱和当时的知识分子骚动中发展起来的。
虽然一些人视这次大规模罢工和抗议为一次毁灭性的痛苦事件，认为它颠覆了社会规范——父权和国家领导人的权威。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它将法国推向了现代世界。
“19 世纪是一个漫长的世纪，”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Science Research）的历史学家兼研究员菲利普·阿尔特耶尔（Philippe Artières）说。他参与策划了关于 1968 年那场运动的海报展览。
“我们离那场运动并不远，你要记住 1968 年的我们距 1917 年的革命仅仅 50 年，距巴黎公社革命 100 年。”他指的是 1917 年的俄罗斯革命和 1871 年巴黎主要由穷人和工人阶级市民发起的起义（尽管领导阶层是中产阶级）。那场运动被残酷镇压，导致 10000 多人死亡。
生于 1977 年的马克龙总统是第一位 1968 年后出生、对那场动乱没有切身记忆的法国领导人——他没有体会过那令人振奋的、充满可能性的感觉，以及街头群众能爆发出的力量。
全国各地的大学都停课了，因为学生们通常会和教授们一起占领教室和内院。在巴黎和法国其他主要城市，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和其他利益相关人士都涌上街头参加群众集会。
每天与警察对抗磨平了起初的兴奋。据法新社报道，早在 5 月 3 日，警察就冲进索邦大学驱逐了学生；在之后的混战中，约有 600 人被捕。
学生们回来后迅速设置了路障，阻止警察进入他们集结的地区。这两派不分昼夜地对抗：警察戴着头盔，手持防暴盾牌、催泪弹、警棍和高压水枪；大学生有时仍然穿戴着当时大学教务处规定的领带和夹克。学生们从巴黎的街道挖起铺路石向警察扔去。
5 月 6 日的夜晚特别暴力，有 600 人受伤，422 人被拘留。不过，人们仍津津乐道的 “路障之夜”（night of barricades）发生在 5 月 10 日至 11 日的一夜之间。
抗议者们从索邦大学所在的拉丁区（Latin Quarter）的两条街道上挖起铺路石，他们放火烧了汽车，并与警察对质。血腥的战斗结束时，有数百名学生被逮捕，还有数百人住院，一些警察也包括在内。
“晚上发生了非常暴力的抗议活动，焚烧汽车，毁坏财物，但白天有一种假日氛围和夏天的味道，有一种轻松的感觉，”凯萨纳说。他先后在格勒诺布尔大学（University of Grenoble）和洛杉矶的南加州建筑学院（Southern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e）担任建筑学教授。
“但是第二天，人们会一起讨论自己所看见的。有的赞成，有的反对。这令人难以置信。人们言论自由，畅所欲言。”
令人惊讶的是，不知为何，暴力活动并没有破坏抗议者高昂的情绪。
“我们在那些日子里所体会到的，真正影响了我整个人生的一点是：我们正在创造历史。这是一种崇高的感情——突然之间，我们成了世界历史的推动者，”当时最著名的学生领袖丹尼尔·孔-本迪（Daniel Cohn-Bendit）在 5 月 10 日发行的《纽约书评》的一篇文章中说。
在学生抗议的同时，法国的工厂工人发起了罢工。许多工厂的地板上都有工人露宿，他们拒绝工作，要求体制变革。
南特市（Nantes）的造船厂停止了货轮装卸，许多汽车制造业和航空业的工作也停摆了。工会没有发起罢工，但他们默许了工人和学生的罢工行为。
到五月的第三个星期，共有 1000 万到 1100 万人参加了罢工。没有汽油供应，因为炼油厂停工了；火车和巴黎的地铁都停止了运行。
在法国，反对变革的是当时由戴高乐总统领导的政府。戴高乐总统试图镇压罢工和静坐抗议活动，但 5 月 29 日，他似乎已经无力还击。
戴高乐总统走了前所未有的一步，他不打招呼地离开了法国，并且去向不明。这是一个惊人的转折点，在那一两天里，学生和工人都认为自己赢了。
但戴高乐总统还是回来了，他解散了国民议会，并要求在 6 月底举行选举。5 月 27 日，政府和工会已经达成协议，让罢工工人重返工作岗位，并为他们提供丰厚的加薪和福利。
不过，教师和学生、父母和孩子、老板和工人，甚至是政客和公民之间既有的等级和礼节已经被颠覆。
“日常生活以及人与体制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建筑学教授凯萨纳说。
学生重返课堂后，可以在课堂上提出问题并进行辩论——这是法国教育系统中的一场革命。老板也必须对工人们更好。
但这种动乱社会的浓烈氛围、兴奋感，和超越阶级和教育、影响到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和农民的深厚的同志情谊已经消失了。
后来还有过其他社会抗议，但没有一个能和 1968 年巴黎的春天发生的那些抗议相提并论。
翻译：熊猫译社 Joey
题图版权：东方IC
© 2018 THE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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