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尔弗雷德·W. 克罗斯比（Alfred W. Crosby JR.，1931—2018），世界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开拓者，美国科学院和芬兰科学院院士，先后在美国哈佛大学、得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和芬兰赫尔辛基大学任教，并担任历史、地理和美洲研究的荣休教授。他率先在人类史中加入生态史这一新视角、新模式，用以了解生态与社会事件，重新解释人类历史。
除本书之外，克罗斯比教授的经典著作还有《生态帝国主义：欧洲的生物扩张（900—1900年）》（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900-1900, 1986）《美国被遗忘的传染病：1918年流感》（America's Forgotten Pandemic: The Influenza of 1918, 1989）《太阳之子：人类能源史》（Children of the Sun: A History of Humanity's Unappeasable Appetite For Energy, 2006）等，曾荣获爱默生奖、医学作家协会奖、《洛杉矶时报》年度最佳图书等。
第四章 哥伦布将梅毒带回欧洲？（节选）
旧世界投之以桃，新世界不遑多让，也回报以极多的李。但凡发生于 1500 年前后数十年间的每一桩重大事件、人物、流行、愚事、圣战、不幸，文艺复兴大哲伊拉斯谟笔下几乎都曾提及。而当他在世之日，临到欧洲头上的所有不幸事件之中，伊拉斯谟认为，最恐怖者莫过于那个法国佬病，或称梅毒。他觉得没有比这个病更会传染、更折磨受害者、更难治愈……或者说，更时髦的了！“简直是一种最不像话的疹子！”他的《对话录》（Colloquies）中的一个角色叹道：“真要摊牌比一比，绝不会输给麻风、象皮病、金钱癣、痛风或须疮。”
伊拉斯谟那一代的男女，是第一批见识到梅毒的欧洲人；至少，他们是如此表示。英格兰人称之为“疹子”的这个恶疾，于 15 世纪最后几年间如雷电倏然击来。可是它却不似其他也是如此突兀而至的疾病，后者往往迅速填满墓园，然后便随之远扬，另择他日再行归来出击，或永远不再露面。反之，梅毒从此驻足不走，与人类世世永远共同存在。
历史学者对梅毒有一股特别的着迷，因为在肆虐人类的所有重要疾病之中，它最独具“历史性 ”。多数疾病之始，早在人类最早记忆之前。只有梅毒，拥有一个所谓的历史起始时刻。自 15 世纪最后 10 年以来，不乏有人坚称：自己几乎可以确切指出梅毒现身于世界舞台的那个时间点，甚至知道来源地所在。“ 1493 年左右，”伊拉斯谟通信对象之一的当代人文主义者胡滕写道，“这个最污秽、最悲惨的恶疾，开始在众人中散播了。”另一位同时代人、西班牙医生迪亚斯也表示同意，认为 1493 年是梅毒元年，并表示 “此病原生之地，来自那座现称埃斯帕诺拉的岛屿”。哥伦布把它带了回来，连同玉米和其他美洲新奇事物的样本。
从 16 世纪第三个 10 年起，有关梅毒源始的诸家理论之中，最流行的说法就是这个“哥伦布带回说”，可是再流行也挡不住驳斥意见。事实上梅毒源始一事，无疑是所有医药史学中争议最大的一个。单单是搜编出一张完整的相关书单，就要耗上好几个月的工夫。
直到最近数十年之前，关于梅毒出身之谜，一般只有两种普遍为人接受的看法：一是“哥伦布带回说 ”，一是完全与之相反的对立理论，认为早在 1493 年前，梅毒即已存在于旧世界。如今又出现单源论说，挑战胡滕、迪亚斯及其他哥伦布带回派等人士的看法，主张这个梅毒性病只是一种并发症状，属于一个具有多面向、遍布全世界的密螺旋体病。但是在我们检视这个最新学说之前，不妨先来探讨一下前人的旧说法：到底在 1492 年时，大西洋两岸都已有梅毒，还是只存在于美洲大陆？
旧世界的内科大夫、外科医生，甚至包括非医学中人，但凡于 16 世纪写过有关梅毒性病一事者，都几无例外，指称它是一种新恶疾。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他们都错了。从迪亚斯到中国明代杰出医学家汪机的《石山医案》——西班牙人、日耳曼人、意大利人、埃及人、波斯人、印度人、中国人、日本人——众口一声，都表示之前从未见过梅毒疹。若说他们在同一个题目上同时错了，实在不太可能。
即使找不到任何记载，直指梅毒是旧世界居民面对的新疾病，语言现象中却有足够证据支持这个看法。它有各式各样的名称，而且这些不同名目，却几乎都意味着它乃是外邦传来的恶疾。这些语言事实，都有力地证明梅毒之“新”。意大利人称它法国佬病，结果这也成为梅毒最通行的外号；法兰西人称它是那不勒斯症；英格兰人则称它是法国佬病、波尔多病或西班牙佬病；波兰人称它是日耳曼症；俄国人称它是波兰佬病，等等。中东人叫它欧洲脓疱，印度人叫它法兰克人病（指西欧）。中国人叫它广州溃疡（广州是中西交流的主要港埠）。日本人叫它唐疮（唐指中国），或者更切题些，葡萄牙佬病。早期众人赐予梅毒的大名，洋洋洒洒，可以写满好几页纸。直到 19 世纪，意大利名医弗拉卡斯特罗于 16 世纪 20 年代新造的词“syphilis”1，才终于变成全球通用的标准定名。
梅毒突如其来降临人间，也可以从它早年初为欧洲人辨识之后所展现的恶性程度上看出。新疾病的典型发展路线，通常是初来乍到，来势极凶、散布极速；接下来的阶段，杀伤力渐减。一地人口中最弱、最容易病倒的成员，连同病原中最凶猛的菌株，一起遭死神剪除。因为在病原还来不及传到其他宿主身上之前，就已经先把现居宿主弄死了。 15 世纪末期与 16 世纪初期的记录中满是哀伤，悲叹着梅毒传播之速、病状之怖，常常在初感染后短时间内即告发作：全身起红疹块与溃疮，常蔓延入口腔与喉部；高烧、骨头痛；而且经常在病发初期便夺去性命。不过时至今日，梅毒患者已经很少初发即死，最终若的确死于梅毒，往往都已力抗多年。梅毒初现人间的头几年，胡滕曾有过一番描述，显示它当年的本貌与今日的“温和”举止大相径庭——
许多又尖又突的疮，状如橡实，流出恶脓，臭气之重，令闻者以为自己亦受感染。脓疮疼痛之巨，已犹如身置火中；而其色暗绿，恶心模样比脓疮的疼痛更令患者难受。
此病发作的极端惨状，他告诉我们：“驻留时间不超过 7 年。病后的虚弱虽然一直驻留不去，却没有这般恶秽了。”
这个法国佬病于 1500 年左右突如其来光临旧世界，关于此事最有力的证据，莫过于具体的古人骸骨。哥伦布年代之前的旧大陆尸骨，从未有一具展现出无可置疑的梅毒侵害痕迹。有名的古生物病理学者史密斯告诉我们：“在检查了时间涵盖过去 6000 年、地理遍及全埃及地，数目高达 3 万具左右的古埃及人与努比亚人骸骨之后，可以很肯定地指出，不曾发现在近世埃及之前，有过任何骨头或牙齿曾遭梅毒损害的直接痕迹，甚至连可能迹象亦无。”如果说，哥伦布年代之前的埃及确有过梅毒，同样地，如果 1493 年之前，从事远距离商贸的任何旧世界高文明地区内，也确曾有过梅毒，那么史密斯检查的骸骨之中，至少必有一具显示出梅毒侵蚀过的痕迹。这个推论几乎百分百地确定。
反对“哥伦布带回说”的人士，却完全不理会以上论证，他们的假设是 15 世纪 90 年代前梅毒即已存在旧世界，只是形式“温和”。然后在 15 世纪 90 年代，致病的有机体突变成致命的梅毒螺旋体，梅毒开始影响身体深层结构，变成夺命杀手。这个假设无法证实为非，而且很巧妙地与所有事实若合符节；然而，却也无法证实为真。很抱歉，微生物机体就是没有写日记的习惯，所以唯一能“证明”突变理论效力之途，就是利用排除法。我们必须逐一证明所有其他假设都不能成立。因此，下面就来直接检视“哥伦布带回说”这项理论的效力。
梅毒到底从何而来？若来自美洲，那么几乎可以很肯定必在 1493 年或稍后传来。首先，让我们考量具体的实质证据。在此，新旧世界之间有什么对比相异之处吗？随着考古学者与古生物病理学者在美洲大地挖出越来越多具显然留有梅毒侵害痕迹的哥伦布前人类骸骨，答案亦变得越来越确凿。根据一位研究者表示，有些尸骸前额骨的畸形，毫无疑问是梅毒所致，也肯定是瓦色曼化反应的一种阳性反应。
支持哥伦布带回理论的文献证据之多，也令人印象深刻： 16 世纪最可信赖的某些医生、史学家都主张，哥伦布一定要负起将梅毒带到欧洲的祸首责任。可是他们这句话虽然说得非常肯定，我们却也要同时考量另一事实，也就是他们从无一人主张梅毒原生自美洲大地。这种说法直到哥伦布航行一代之后方才出现。若说新世界的发现与这轰动新疾病之间确有何相关，这个关系必定在 15 世纪 90 年代与 16 世纪初期被人一再强调。实则不然，两者之间的关联从未见任何提及，直到由一种西印度群岛的木本植物汁液制成的愈疮药出现，广泛成为治疗这个法国佬病的确切良药之后，情况方才改变。根据当时的逻辑：一病与其药，必都源自同地，神的安排总是如此。“这病从哪里来，我们的主神必使这药方从同一处来。”反过来说，既然美洲之药愈疮木可以治好梅毒，那么梅毒必然也是美洲之疾了。还能有比这个更合理的逻辑吗？因此许多历史学者判断，“哥伦布带回说”这个理论之所以兴起，是因为愈疮木来自西印度群岛，而不是出于梅毒真正来自那里。
更令“哥伦布带回说”一派难安的事实是，梅毒在欧洲首次暴发流行之前，哥伦布航行的记录文件内从不曾提及梅毒或任何近似梅毒的事项。当然，哥伦布本人为避免有所不利，很可能在报告中对此事隐瞒不报，可是若其他目击者也同样噤声就很奇怪了。 1492 年、 1493 年间出航美洲的船舰返回之后，一直到 1494 年或 1495 年左右，欧洲首度记录在案的梅毒病例暴发，这段年月中都不见西班牙、葡萄牙两地出现过任何有关梅毒病例的报告。即使确有这类报告存在，也都写就于“据称发生的病例”多年之后。
然而，我们还是不能因为当代文件内未曾提及梅毒，就确定它绝对未曾流行。因为整个相关文件实在太过稀少。比方第一次出航之际“平塔”号上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我们可谓毫无所悉；因为它在西印度群岛逗留极久，回航时也有一半时间远在哥伦布视线所及与他所能知晓之外。而哥伦布却是整个航程唯一的记录者。那些于1493年与 1494 年被带回欧洲的印第安人，我们对他们的状况也一无所知—他们身上很可能潜有梅毒。更有甚者，对许多参与哥伦布航海雄图的人来说，为保自身利益，也有可能压下与新世界有关的负面消息。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原因，可以解释早期文件中为何不见梅毒身影：这段时间的许多文献记录，已永远消失；此外，无疑也有文件至今仍深埋在欧洲的档案堆里， 400 年来无人一阅。
接下来，让我们检视有关“哥伦布带回说”假定的文字证据。欧洲人首次提及新世界梅毒的记录，是哥伦布之子费迪南德为其父所写的传记。此书价值极巨，可惜我们只有一部意大利文译本。西班牙原文已失，因此无法确定意大利译文是否绝对正确。虽然如此，费迪南德告诉我们： 1498 年他父亲再度来到埃斯帕诺拉，发现“当初留下的人半数已然死去，残存者中有 160 多人身染法国佬病”。可惜这个记录不能证明什么，只显示这一批殖民者在那方面非常“活跃”，因为及至 1498 年，梅毒也已在欧洲蔓延极广了。
题图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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