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德雷克（David Drake）：国际知名的萨特研究学者，先后执教于英国密德萨斯大学、第八大学，曾获法兰西共和国棕榈叶教育骑士勋章。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法国知识分子史和政治史，著有《战后法国知识分子和政治》《烽火巴黎：1939—1944》等著作。
序幕 通向战争之路（节选）
1938 年 9 月 30 日，勒布尔热（Le Bourget）机场到巴黎的公路边聚满人群：所有人都在迎接自慕尼黑归来的法国总理爱德华·达拉第。在刚刚过去的慕尼黑会议上，他与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德国总理阿道夫·希特勒以及意大利独裁者贝尼托·墨索里尼签署了《慕尼黑协定》：向纳粹德国割让苏台德地区（捷克斯洛伐克的德语区）。人们相信或至少盼望，该协定将防止战争冲突。烈日下的漫长等待后，达拉第终于出现了——他直立在敞篷车里，向首都飞驰；人们随即发出欢呼，纷纷挥舞法国国旗，向总理投去鲜花。法国媒体也认为，战争已被规避。《晨报》（Le Matin）高喊着：“胜利！胜利！胜利！”《巴黎晚报》（Paris Soir）回应道：“和平！和平！和平！”
不过，并非所有人都像夹道欢迎的市民一样欢欣鼓舞。人民阵线联合政府时期的法国前总理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曾私下表示，自己“像懦夫般感到宽慰”。反纳粹德国作家、文学批评家和政治难民恩斯特·埃里希·诺斯（Ernst Erich Noth），在香榭丽舍一家影院观看达拉第归来的新闻影像时，认为总理看起来“心事重重、恐慌焦虑”，似乎不相信自己会在机场和回巴黎的路上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或许，诺斯的确捕捉到某些蛛丝马迹：据报道，达拉第看到勒布尔热机场欢呼的人群后，曾低声咕哝道：“这些笨蛋！真希望他们知道自己在庆祝什么！”
在慕尼黑，达拉第与其他三国首脑共谋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不同于张伯伦，达拉第不相信希特勒毫无吞并别国领土的野心；他认为，最好的结果不过是法国借此获得喘息之机。一回到巴黎的私宅，达拉第便告诉儿子，自己将马上整装待发，加入战争。
1939 年 3 月 15 日，希特勒的军队再次踏入捷克斯洛伐克，占领波希米亚，并在斯洛伐克创建保护国政权。接着，希特勒将矛头指向波兰，要求将但泽纳为第三帝国（即纳粹德国）附属领地。法、英两国随即正式承诺，将捍卫波兰领土完整，抵御德国入侵。他们期望，希特勒面对与英法同盟为敌的局面时能够停止扩张的脚步。新的僵局让国际局势更为紧张，恐慌席卷巴黎和法国其他地区：战争极有可能再次爆发。 4 月，法国共产主义哲学家昂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在信中写道：“我们正处在和平与战争间奇怪的临界地带。”
对法国因波兰卷入对德战争的担忧，勾起了人们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四年惨烈杀戮的痛苦回忆。反战情绪令和平主义在法国各阶层空前高涨。前政府官员、社会主义者马塞尔·德亚（Marcel Déat）也受这种情绪影响，从左派转为极右分子。他在 1939 年 5 月一篇引发争议的文章中表示，法国人民没必要为但泽白白牺牲。
夏天结束时，越来越多人相信，战争已经不远了： 7 月的民意调查表明， 45% 受访者认为战争将在年内爆发；而 3 个月前，持这种观点的受访者只占 37% 。尽管和平主义盛行，仍有人担忧倘若英、法未能坚决抵抗希特勒，整个欧洲便会落入纳粹掌中。这份民意调查还显示，超过75% 的受访者认为，一旦德国试图吞并但泽， 法国就应该干预，即使需要动用武力。
与此同时，达拉第政府发出声明，他们仍将努力寻求维持欧洲和平的方式，然而，倘若希特勒入侵波兰，法国定会反击。政府高调宣称战争不会爆发，希望以此遏制希特勒；同时，他们相信或至少希望，希特勒不会愚蠢到与法国为敌。 7 月初，巴黎报纸刊登了马克西姆·魏刚（Maxime Weygand）将军的一则演讲。这位退役的法国最高军事将领表示：“当前，法国军力达到史无前例的强大程度。”仅仅不到两周后，巴黎人便有机会亲眼见证此言不虚。
1939 年 7 月 14 日的巴士底日是法国大革命之初攻陷巴士底狱的一百五十周年纪念日，同时，它也是法国政府向世界展现军事实力的机会。据《晨报》报道，这天，两百万名观众顶着盛夏的瓢泼大雨，在香榭丽舍大道两侧观看阅兵式。当坦克部队和超过三万五千名士兵穿过这条著名街道时，人群发出阵阵欢呼声。这场精心策划的阅兵式旨在让法国人民放心：即便希特勒胆敢轻率引发战争，他们的国家也做好了充分的应对准备。
格外引人注目的是， 7 月 14 日阅兵式中有些士兵来自“固若金汤”的马其诺防线。这条庞大的防御线沿法国东北国界而建，自瑞士巴塞尔到斯特拉斯堡北部 20 英里处的阿格诺（Haguenau），绵延 100 多英里，被认为是无法穿越的。马其诺防线宽7英里，任何入侵此处的陆军必须攻破森严的铁丝网、碉堡、地雷和反坦克拒马。地下约60英尺处是隧道、营房、医院甚至电影院组成的复杂网络。这条钢铁——更准确地说，混凝土——铸成的法国长城似乎确保德国无法从陆地进犯法国。马其诺防线并未沿国界继续修建，因为法国将领相信，德国人不可能穿过阿登的密林和山区发动攻势。
巴士底日阅兵也告诉法国人，他们并不孤单。《新闻报》（Le Journal）的头条特别由英语写就——“热烈欢迎我们的英国盟友”。下面的彩色配图中，两名儿童分别挥舞英国国旗和法国三色旗。此次阅兵式的贵宾还包括英国陆军大臣莱斯利·霍尔贝利沙（Leslie Hore Belisha）、英国陆军总参谋长（即英军最高指挥）约翰·戈特（John Gort）将军以及英国皇家空军西里尔·纽沃尔（Cyril Newall）元帅。他们一同检阅了法国本土军队、外籍兵团和法兰西殖民帝国部队以及英国近卫步兵第一团、冷溪卫队、苏格兰近卫团、爱尔兰近卫团和威尔士近卫团。空中飞过的英国皇家空军和法国空军战机象征着英法军事联盟。与此同时，为强调这一信息，帝国影院的银幕上反复出现加里·莫利（Gary Morlay）饰演的维多利亚女王和维克托·弗朗塞恩（Victor Francen）饰演的爱德华七世——这正是电影《英法协约》。
同时，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塞内加尔和印度支那步兵分队提醒人们，一旦开战，法国有能力召集广袤的帝国殖民地的士兵。为证明法国与殖民帝国不可分割的关系，当晚的广播播放了帝国民众对法兰西价值观和文化的高度赞扬，其中包括阿尔萨斯人、里昂的丝绸商和铁匠、华裔安南（今越南）人和塞内加尔的伊斯兰信徒。
除了向公众证明法国军事实力和辐射全球的影响力，此次阅兵还意欲震慑驻巴黎的德国官员，希望他们向柏林发送的报告可令纳粹元首三思。
但是，希特勒似乎不想放弃入侵波兰的念头。 8 月 23 日，就在他核实最终计划之时，纳粹德国和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此消息令法国、英国乃至整个世界大为震惊，将法国共产党推入乱局。一直以来，苏联政府自我标榜为世界反法西斯运动领袖，全球共产党始终忠心追随莫斯科制定、共产国际（亦称第三国际）颁布的策略和方案。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法国曾有共产党抵制法西斯的游行，党员甚至在街头与法西斯拥趸发生武力冲突。西班牙内战期间（1936—1939年），共产主义者进入西班牙，武装反抗法西斯。欧洲很多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都无法相信苏联会与魔鬼为伍。
巴黎普通共产党员和党内领袖都受到极大震动。一位共产党员听到消息后便落泪了，另一位党员把自己锁在办公室里，两天两夜没有出门。苏联记者、作家、西班牙内战的退伍老兵伊利亚·爱伦堡（Ilya Ehrenbourg）咽不下饭，也睡不着觉。法国共产党报《人道报》（L’Humanité）前编辑皮埃尔-洛朗·达亨纳（Pierre-Laurent Darnar）表示，条约签订的消息“像块巨石，重重砸在党员头上”。各阶层党员都不禁慨叹：“这不可能！”支持共产主义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在 8 月 24 日的日记中写道：“希特勒为民主带来前所未有的威胁。没人理解苏联为什么在此时选择背叛。”
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极大增加了战争可能性：现在，希特勒知道，苏联不会干预德国入侵波兰。彼时的中学老师（尚未成为哲学家和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写道：“这是怎样的打击啊！斯大林任由希特勒横行欧洲。我们将永远失去和平的机会……斯大林完全不在乎欧洲的无产阶级。”保守派报纸津津乐道：巴黎极右民粹组织在法共总部门口集合，大声呼吁将共产党员以叛国罪枪毙。几天内，“共产主义”成为法国人民头号公敌；相较希特勒带来的威胁，法国政府和不少法国国民更愤慨于苏维埃的背叛。
1939 年，法共是法国最大的单一政党，拥有七十多名众议院议员、两名参议院议员和一百五十多万选民的支持。法共总部位于巴黎，那里还聚集着党内领袖和三分之一党员。因此，巴黎和周边郊区是法共支持力量最集中的地区。同时，巴黎地区也是法国工业中心：工厂大多位于工人阶级集中的郊区，那里通常还是党员和共产主义支持者集中的地区。
条约签署令大多数普通党员感到困惑、反感、不知所措。有人立即退党；有人从此不再积极参与活动。只有少数人依旧忠诚，顽固地希望这只是斯大林的诱敌之计。 8 月 25 日，面对法共对互不侵犯条约无声的支持，达拉第政府采取行动：禁止出版日报《人道报》和晚报《今夜》（Ce Soir）。警察冲入法共办公区和激进分子的私宅，没收宣传册，任何试图阻挠的人都被逮捕入狱。外国人中可疑的共产党支持者——特别是西班牙共和国流亡者和从奥地利、德国逃亡而来的反纳粹激进分子——被遣返或拘留在可怕的集中营。
当官方镇压“叛国”的共产党员时，大多数人仍死守和平的希望，政府却不那么乐观。比如，塞纳省省府——包括巴黎在内的塞纳省最高行政机构——已采取预防措施。
8 月 24 日，即《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次日，法国政府便命令三十五万法国预备役士兵归队；两天后又召回七十多万预备役士兵。波伏娃称，当时巴黎的情绪“混杂着自大、胆怯、无望和恐慌”。法德间的火车停运，战争似乎无法避免。五十岁的档案管理员夏尔·布莱邦（Charles Braibant）在日记中写道：“达拉第曾表示，和平的可能性约为十分之三四。然而，自希特勒和斯大林签署互不侵犯条约以来，和平的可能性降为十分之一。”
虽然未对政府失去信任，很多恐慌的巴黎人仍求助于宗教或迷信。 8 月 27 日礼拜日，两万名巴黎人前往蒙马特高地的巴黎圣心大教堂（Sacré Coeur Basilica）。那是为纪念首都 1871 年脱离巴黎公社的统治而建。人们在此聆听韦迪耶枢机主教（Cardinal Verdier）激动人心的和平请愿。他安慰听众说，上帝早在一年前《慕尼黑协定》签订时便听到教众的祈祷，已在心中为法国预留了特殊的位置。同时，他敦促教众再次祈祷和平，并保有信仰、自信和希望。巴黎其他教堂也能听到类似祷告。一天前，首席拉比朱利安·魏尔（Julien Weill）公开表达自己的期望：智慧和理智将战胜疯狂和暴力。
次日，一名占星师为《新闻报》撰文，宽慰读者：夏天不会爆发战争，因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星盘表现出“羸弱之势”。另一名占星师预言道， 1940 年是法国荣耀之年，“波兰将击垮德国，墨索里尼将被意大利国王免职，希特勒将被锁进精神病院，他倒台引发的内战将在法国介入下结束”。与此同时，也有悲观主义者指出，德国和法国东部出现了波希米亚朱缘蜡翅鸟。此鸟被视作灾难的先兆。据称，它们的数目曾在 1870 年和 1914 年激增，而那正是法德最近两次爆发战争的年份。
8 月 29 日，《晨报》头版刊登了一篇文章，报道战争威胁下的法国经历何种改变。商铺死气沉沉；广告灯熄灭了；巴黎中央菜市场（Le Halles）里的卡车被部队征用，取而代之的是马车。巴黎市内仍可通电话，不过，为了安全起见，若想与外地取得联系，市民必须携带身份证件在邮局拨打远程电话。夜间禁止使用公共电话（包括咖啡馆和宾馆里的电话）拨打市内号码。发至境外的电报必须经过当地警察的审查。
当时的法国分为九十个省（即行政区域），各省均由省长（prefét）管理。巴黎位于面积最小、人口最密的塞纳省。阿希尔·维莱（Achille Villey）担任该省省长。这年夏天，巴黎和周边郊区不少儿童离开首都，到外地参加夏令营。 8 月初，维莱命令孩子和监护老师留在当地。 8 月 30 日，政府开始疏散滞留巴黎的儿童。次日，报纸上出现大量巴黎主要铁路站撤离人员的照片。同时，十四岁以上的童子军获准去乡下务农，取代入伍的农民。 8 月 30 日，一万六千多名儿童撤离巴黎，前往法国其余各省。 9 月 1 日，《晨报》报道说，二十四小时内，巴黎疏散了三万一千名儿童。
巴黎的二十个区（市行政管理区域）分别与某省或外省某市创建了互助关系。父母理应和孩子被送往同一地区，但事实往往并非如此。比如，沙特尔（Chartres）本应接纳巴黎第二、三区的儿童；而实际上，六个其他区的孩子也涌向那里。离开的不只是儿童： 9 月最初几天，约五十万市民也离开了。
巴黎之外的生活也不那么轻松：市镇挤满了撤离人群。比如，约讷省（Yonne）本已接纳大批西班牙内战流亡者，现在则更加不堪重负。新涌入的巴黎人重新引发城市人和农村人间根深蒂固的矛盾，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巴黎人被扔上火车、送返巴黎的情况。不过，一连几个月，撤出巴黎的人流从未中断。内政部善意号召城镇和乡村为撤离人群提高基础设施建设，但全法地方政府都在抱怨，房源或资源不足以应对撤离人群。
除却成百上千选择离开的市民，很多在别庄度假的富人决定留在那里。他们认为，倘若战争爆发，外省地区一定比首都更为安全。巴黎的财富也被转移出去。北郊圣德尼（法兰西国王和王后埋葬之地）教堂、巴黎圣母院、圣礼拜堂（La Sainte Chapelle）、圣厄斯塔什教堂（Saint Eustache）和圣塞弗兰教堂（Saint Séverin）无数昂贵的彩色玻璃板被送往巴黎外保管。卢浮宫和其他博物馆的藏品也被送出巴黎。
早在一年前的慕尼黑危机时，《蒙娜丽莎》便被暂存于卢瓦尔河畔（River Loire）的香波城堡。确保和平后，人们把它送回巴黎。现在，它躺在特制的木箱里，乘坐十四辆卡车组成的车队，即将展开新旅程。送出巴黎的艺术品还包括重达 3 吨的大理石雕像《萨莫色雷斯的胜利女神》（Victory of Samothrace），路易十四佩戴过的 20 克拉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钻戒，纸质脆弱的埃及《亡灵书》（Book of the Dead），委罗内塞的巨幅《迦拿的婚礼》（高 7 米、宽 10 米）以及居斯塔夫·库尔贝（Courbet）、雅克·路易·大卫（David）、彼得·保罗·鲁本斯（Rubens）和泰奥多尔·席里柯（Géricault）的巨幅油画。在法兰西喜剧院院长的帮助下，这些艺术品由运送舞台布景的大卡车送往安全地带。法国电信公司派出一队人为车队护航，他们举起空中的电线，以防绊住卡车。
随着市民和国宝被转移到安全地带，巴黎的面貌彻底改变了。协和广场（place de la Concorde）的纪念碑、建筑物和雕塑，胜利广场（place des Victoires）的路易十四雕像以及新桥（pont Neuf）上的亨利四世雕像周围都堆满沙袋，保护它们免受德国轰炸。无法转移的宝藏也得到了一些基本保护。比如，荣军院（Les Invalides）里的拿破仑坟墓就由木架和沙袋组成的金字塔保护。尽管政府仍在宣传和平，没人公开承认巴黎正在备战，但是，这已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题图为 Adolf Hitler on the terrace of the Palais de Chaillot on June 23, 1940. To his left is the sculptor Arno Breker, to his right, Albert Speer, his architect (Bundesarchiv)，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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