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麦克米伦（Margaret MacMillan）：加拿大历史学家，历史研究与国际关系领域的领军人物，曾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现任牛津大学教授，并在加拿大国际关系学院、加拿大大西洋委员会等机构任职。麦克米伦的曾外祖父就是《缔造和平》的主角之一、当时的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她的多部作品均与其曾外祖父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缔造和平》一书是麦克米伦的代表作，斩获达夫·库珀杰作奖、西塞尔·提尔曼历史著作奖、塞缪尔·约翰逊非虚构类杰作奖等众多奖项。
引言
在 1919 年的头六个月里，巴黎就成了世界的首都，世界的头等大事便是巴黎和会，世界上最具权势的人则成了和平缔造者。和平缔造者们日复一日地会面，提案，辩论，争吵，然后再重复这个过程；他们达成交易，拟定条约；他们创立新的国家与新的机构；他们一起用餐，一起去剧院。从 1 月到 6 月的六个月，巴黎就成了全世界的政府、全世界的上诉法院、全世界的议会。这个世界的恐惧与希望全都汇聚于此。从表面上看，巴黎和会一直持续到了 1920 年，但实际上真正有成效的只有这头六个月——人们做出关键的决议，启动一系列重要的事项，都是在这段时间里。世界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而且以后也永远不会再有。
和平缔造者齐聚巴黎的原因是，骄傲、自信、富庶的欧洲把自己撕扯得四分五裂。 1914 年发生在巴尔干地区的权力角逐将所有大国拉入了战争的泥潭，从东方的沙俄到西方的英国，一个不漏。大多数小国也无法幸免，只有西班牙、瑞士、荷兰，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成功置身事外。虽说亚洲、非洲、太平洋群岛、中东地区也一直争斗不断，但战争多数是在欧洲土地上打响的。纵横交错的战壕疯狂地延伸，从北面的比利时一直延伸到南面的阿尔卑斯山，德国及其盟国奥匈帝国与俄国接壤的地带战火连绵，巴尔干地区也卷入其中。世界各地的士兵都来了：澳大利亚人、加拿大人、新西兰人、印度人、纽芬兰人为大英帝国作战，越南人、摩洛哥人、阿尔及利亚人、塞内加尔人为法国打仗，美国人姗姗来迟，他们再也无法忍受德国人攻击美国的商船，于是加入了战争。
欧洲主要战场之外的地区看起来还是老样子。大城市还在，铁路线也能支撑，港口尚能运转。这不是把每块砖瓦都炸成齑粉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真正损失的是人，四年时间，数百万人丧生，他们都是战斗人员—针对平民展开大屠杀的时代还没到来。德国阵亡 180 万人，俄国 170 万人，法国 138.4 万人，奥匈帝国 129 万人，英国 74.3 万人（此外还有 19.2 万人来自大英帝国的其他属地）……这个单子还可以继续列下去，直到面积很小的黑山王国，死亡 3000 人。孩子失去了父亲，妻子失去了丈夫，青年女子失去了未婚夫。欧洲则失去了那些本可以成为科学家、诗人和领袖的人物，以及本该由这些人流传下去的血脉。死亡人数并不能完全说明战事的惨烈与人的苦难。有一些人虽没有被列入阵亡者名单，但只剩下了一条腿、一只胳膊、一只眼睛。有的人被毒气损害了肺叶，还有的人被毒气损害的神经永远无法恢复正常。
四年时间里，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为了打一场战争倾尽人力、财富以及它们的工业、科学和技术成果。这场战争或许是由意外挑起的，却因双方实力相当而无法终止。直到 1918 年夏天，当德国的盟友已成强弩之末，而美国新兵力源源不断涌入战场的时候，协约国一方才占了上风。当大战在 11 月 11 日结束时，人人都疲惫不堪，期盼着未来——什么样的未来都可以，只要不重蹈覆辙。四年的大战从根本上动摇了欧洲统治世界的绝对自信。在西线，欧洲人再也无法高谈阔论什么将文明播撒至全世界的使命。战争倾覆了政府，羞辱了王权，颠倒了整个社会。俄国 1917 年革命换掉了沙皇制度，但当时没人知道换上来的是什么；奥匈帝国在大战终了之时不复存在，让欧洲版图中央出现了巨大的空洞；那个在中东幅员辽阔、在欧洲也有些许涉足的奥斯曼帝国苟延残喘；德意志帝国现在变成了共和国。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这些旧国家走出历史复活了，新国家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正挣扎着急待出生。
今天人们想起巴黎和会，总是想到它的产物，即 1919 年 6 月在凡尔赛签署的对德条约，但巴黎和会远不只是签署对德条约：保加利亚、奥匈帝国解体形成的奥地利和匈牙利两个国家，还有奥斯曼帝国，这些其他的敌对国也必须签订自己的条约；欧洲中部与整个中东必须划出新的国界；最重要的是，国际秩序必须重塑，或许要按照与以往不同的原则重塑。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和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成立的时机成熟了吗？各国能就跨国电报电缆事务或国际航空业的发展达成一致意见了吗？在这样一场大灾变之后，期望是巨大的。
甚至在 1918 年枪炮声归于寂静之前，悲哀、苛求、愤怒的声音就出现了。“ 中国属于中国人！”“库尔德人必须有自由！”“波兰必须重生！”操着不同语言的人提着不同的要求。有人说美国必须当全世界的警察，有人则说美国人必须回老家去；有人说俄国人需要帮助，有人则说，不，让他们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人们相互埋怨着：斯洛伐克人埋怨捷克人，克罗地亚人埋怨塞尔维亚人，阿拉伯人埋怨犹太人，中国人埋怨日本人。这些声音里充满了担忧，怀疑新秩序能否比旧秩序更完善。在西方，人们私下谈论着东方传来的危险思想；在东方，人们思忖着西方实利主义的威胁。欧洲人想知道他们能否恢复元气，想知道如何管控趾高气扬的新盟友美国。非洲人害怕被世界遗忘，亚洲人则认为未来属于他们，只是当下的问题必须先解决。
我们能体会到生活在大战末期是什么感受。如今世界上的声音和 1919 年时的非常相似。当 1989 年冷战结束、后来苏联解体时，旧势力、宗教或民族主义从冬眠中苏醒了。波斯尼亚和卢旺达提醒了我们，这些势力有多么强大。在 1919 年，随着国界突然生变，新经济理念与新政治理念充斥着大地，当时的人们同样感觉到一种新秩序出现了。一个危机四伏的脆弱世界，既给人带来了兴奋的感觉，也让人恐惧。过去和现在的区别就在于，今天的我们没有举办过全球性的和平大会。没有这种时间。政治家和他们的顾问只用两三天时间做简短的会面，然后就乘飞机各奔东西。到底哪种方式能更好地解决世界问题，没人知道。
我们今天的世界与 1919 年的世界有很多联系。 1993 年夏天两件毫不相干的事情就是很好的例子——在巴尔干地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拆解了南斯拉夫这个国家；在伦敦，太平洋小岛瑙鲁的巨富们赞助了一出不叫座的、讲述达·芬奇生平的音乐剧。南斯拉夫和瑙鲁能成为独立国家，都与巴黎和会有关。当时定下的协议一直在分崩离析，而且很多那时候就存在的难题，到今天仍困扰着我们：中日关系、欧美关系、俄罗斯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伊拉克与西方的关系等等。
在当时，为了解决这些难题，政治家、外交官、银行家、军人、教授、经济学家，以及律师，从世界各个角落跑到巴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和他的国务卿罗伯特·蓝辛来了，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和意大利首相维托里奥·奥兰多（Vittorio Orlando）来了，阿拉伯的劳伦斯裹着他那身神秘的阿拉伯袍子来了，给自己国家带来灾难的希腊大爱国者埃莱夫塞里奥斯·韦尼泽洛斯（Eleutherios Venizelos）来了，投身政治的波兰钢琴家伊格纳奇·帕岱莱夫斯基（Ignace Paderewski）来了。还有许多未来的大人物也来到巴黎：两位未来的美国国务卿、一位未来的日本首相，以及以色列的首任总统。有些人是含着金汤匙出生，例如罗马尼亚的玛丽王后（Queen Marie）；有些人则是白手起家，例如英国首相戴维·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
权势之人的会聚吸引了全世界的记者、商人、掮客，他们的目的五花八门。法国驻伦敦大使写道：“碰到的人全都是去巴黎的。巴黎将成为成千上万的英格兰人、美国人、意大利人以及不三不四的外国绅士的消遣之地。他们要借参加和谈之名，不请自来。”妇女选举权、黑人人权、劳工宪章、爱尔兰独立、裁军，全世界的请愿者涌向巴黎，这类请愿天天都有。在那个冬天和接下来的春天里，巴黎到处能听见各种计划和安排：犹太人定居、波兰复国、乌克兰独立、创建库尔德国家、创建亚美尼亚国家。请愿者纷至沓来，来自选举权社团大会（Conference of Suffrage Societies）的、来自喀尔巴阡俄罗斯人驻巴黎委员会（Carpatho-Russian Committee in Paris）的、来自巴纳特塞族人（Serbs of the Banat）的、来自反布尔什维克的俄国政治大会（Russian Political Conference）的。请愿者的国度也是五花八门，有的已经消亡，有的只存在于梦想中。有的人，例如犹太复国主义者（Zionists），代表了数百万人；有的人，例如波罗的海奥兰（Aland）群岛的代表，只代表数千人。有的人来得太迟，朝鲜人 1919 年 2 月从西伯利亚出发前来参加会议，而且是步行，等到和会主要议程于 6 月结束时，他们才抵达俄国的北极港阿尔汉格尔（Archangel）。
从一开始，和会的组织方式、目的和程序就遭到了质疑。考虑到以前的经历，这种怀疑也许是不可避免的。英、法、意、美四个大国曾计划召开一次初步会议，先敲定可以拿出手的条款，之后再举行全面会谈，与敌国协商。质疑很快便出现了：什么时候才能轮到其他盟友表达观点？以日本为例，它已经是远东地区的一个重要国家了。还有，像塞尔维亚和比利时这样的小国怎么办？这两个国家的阵亡人数要远超日本。
四大国让步了，但和会的全体大会也徒有虚名，真正的工作还是由四大国加日本在非正式会议中完成的，当问题变得太过棘手的时候，就只由四大国的领导人决定。几个月过后，曾经的初步会议慢慢地演变为正儿八经的会议。打破外交先例的做法激怒了德国人，他们的代表最后是被传唤到法国领取最终条约的。和平缔造者们的确希望把大会组织得更好、更活跃。他们仔细地研究了唯一可供借鉴的例子——结束了拿破仑战争的维也纳会议。英国外交部找来了一名杰出的历史学家，让他写一本关于维也纳会议的书，好当作巴黎和会的指导。（他后来承认，自己的作品几乎没起到任何作用。）维也纳会议的和平缔造者面临的问题虽然很大，但和巴黎和会时期的问题相比则简单多了。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勋爵（Lord Castlereagh）前往维也纳的时候只带了 14 名办事人员，而在 1919 年，英国代表团的人数接近 400 人。在 1815 年，事情都被悄无声息地解决了，很从容。卡斯尔雷和他的同事要是到了 1919 年，恐怕会被公众的密切关注吓破胆。参与巴黎和会的国家也多了很多，超过 30 个国家向巴黎派出了使团。其中的意大利、比利时、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在 1815 年时还根本不存在。在维也纳会议的时候，拉丁美洲国家还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帝国的领土。泰国、中国和日本向来是偏远神秘之地，现在，即 1919 年，这些国家的外交官穿着细条纹的裤子和双排扣的礼服出现在巴黎和会上。除了公开谴责奴隶贸易，维也纳会议并未关注欧洲以外的世界。在巴黎，和会的议题覆盖了从北极到南极的所有地区，小到太平洋上的岛屿，大到整个大洲。
维也纳会议召开的时候， 1789 年法国大革命掀起的波澜已经平息。到 1815 年，大革命的影响已深入人心。而在 1919 年，俄国革命刚刚进行两年，对世界其他地区会产生何种影响尚不得而知。西方各国领导人目睹布尔什维克主义横扫俄国，威胁到宗教、传统以及维系社会的每个纽带。在德国和奥地利，工人苏维埃组织正在城镇夺权，自己的士兵和水兵也叛变了。巴黎、里昂、布鲁塞尔、格拉斯哥、旧金山，甚至连加拿大大草原上向来沉寂的温尼伯（Winnipeg），都发生了大罢工。这些只是彼此无关的独立事件吗？
题图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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